产权安全对土地投资行为的影响开题报告

1、 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推行农村家庭经营制度、赋予农民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通过持续的政策改进，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冀县卿，钱忠好，2010)。1998年以来，政府相继颁布了四部旨在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这些土地法律从制度规则层面禁止了土地的行政性调整、要求政府给农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完善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涉及到承包地产权安全的多个方面，例如规定了对承包地使用者发证、保持承包期限长久不变、限制承包地调整、鼓励土地流转以及制定土地利用过程中争议解决办法等。尽管经过多年的产权制度改革，法律层面的承包地产权安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是由于产权制度执行不到位以及村级自主治理等，现阶段实际和农户感知层面的承包地产权安全性水平仍较低(MAX，2013)。

2、 应用前景

已有研究表明安全的土地产权通过激励农地生产性投资(钱忠好，2003，2002)、提高要素利用效率(黄少安，孙圣民，宫明波，2005)、降低农地交易成本(马贤磊，仇童伟，钱忠好，2015)等效应提高了农业生产绩效。钱忠好研究指出安全的产权环境一方面通过降低农地交易成本增加了农地经营边际收益，另一方面，安全的产权还将引致农业生产性效应，激励农户对农地的投资，二者均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并激励农户对农地的转入需求。安全的土地产权对土地投资的实施至关重要。产权安全是农户是否对土地进行投资、投资多少的关键影响因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均证明在项目的实际推行过程中，由产权制度不完善引发的农户参与率低或者参与后迅速退出，或参与主体的收入不增反减的现象时有发生(Jerneck,2013,Lee,2005,Pattanayak，2003)。Tenge 等也指出产权安全有助于提高农户项目参与的积极性(2011)。类似地，Manyong和 Nkamleu 以及 Ｒao 等均证实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与产权安全密切相关(2005,2016)。可见土地产权安全是激发项目预期效应发挥的重要政策工具。

已有研究认为，土地产权安全性通过三种途径激励土地投资:(1)土地产权的安全性通过影响土地收益获取的稳定性而作用于投资激励(A)，即安全土地产权可以通过保证投资者的收益不被政府、个人或其他机构侵占而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保证效应)；(2)安全产权有利于土地成为抵押品获取信贷(Beekman，2012)，增加农户可用于土地投资或各种短期投入的资金，促进投资行为的实现(抵押效应)；(3)产权安全允许投资者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如利润变化)适时地卖出或租出土地，回收投资，减少投资的风险，即实现产权安全的“实现效应”(Brasselle，2002，吉登艳，2014)。但钟甫宁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产权安全与土地投资之间可能并无显著联系(钟甫宁，纪乐清，2009)。同样有研究表明即使产权安全对土地投资有影响，可能只是影响少数几种投资，而且实际影响并不显著(许庆，章元，2005)。基于上述研究认为，尽管普遍认识到了产权安全对于土地投资的重要性，但关于土地产权安全的定义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有影响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理，导致研究结论缺乏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出现了有很大差异的经验研究结果。

鉴于此，本文将重点从土地产权安全的理论和衡量指标的方面进行梳理，找出不同学者间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并探析学者们对土地投资行为的不同认识，以期为推进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3、 研究进展

3.1 土地产权安全的涵义及衡量指标

国外学者较早对土地产权安全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相反，学者们都试图从自己的研究立场出发，选取对该立场较为重要的特定条件并在这样的条件下定义产权安全(黄培锋，黄和亮，2007)。这样一来，不同研究者对安全的定义和衡量方法有着很大差异，很难找到一些普遍的分析理论可以将这些研究串联起来。总的来说，产权安全涵义可分为三个不同层面。

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包括法律、事实及感知三大层次的安全(吉登艳，2014)。法律产权安全是指产权安全的法律状态以及国家权威对它的保护，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主要涉及产权的法律状态和国家政策对其的保护两方面(Van，2010); 事实产权安全主要指构成实际控制权的要素，如占用时间、占用规模大小等，由于事实上产权安全是基于实际对产权的控制情况进行的产权安全定义，相对于法律上的产权安全，它被认为更能反映土地的产权安全状况; 感知产权安全则是指土地利用者对未来失去土地风险的主观判断(饶芳萍，马贤磊，石晓平，2015)。

由于学者们对土地产权安全的定义各不相同，所以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衡量方法。描述权利保障性的学者在衡量土地产权安全时主要采用土地收回或征用的可能性、延期或续订的可能性、与毗邻业主或邻近土地所有者的冲突、政治稳定性以及对良好治理的感知，描述实质性权利的学者的衡量方法主要包括权利的可转让程度、合法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类型与土地的获取方式3类指标。除此之外，还有土地的持有期限、地权的可续订性以及与政府共享财政收益的权利等指标(黄培锋，2017)。

虽然三种产权安全是基于不同层面说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如马贤磊（2015）认为法律的和实际的产权安全需要通过影响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才能最终影响农民的土地利用行为，相对于法律的土地产权安全，土地产权安全感知更是形成了农户决策和行动的基础(马贤磊，仇童伟，钱忠好，2015)。因此，未来研究中可能需要综合多个层面全面理解产权安全的涵义，并兼顾考虑三种不同层面产权安全相互影响的机理。不同的专家基于各自的理论有相应得衡量办法，这是因为学者们往往只从单个侧面进行实证研究，没有从多角度入手多方面考虑各个层面的涵义以及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才会导致产生了较大差异并难以进行深入比较。

3.2 产权安全影响土地投资：理论影响机制

已有的大多数理论研究都认为，土地产权安全可以通过确保投资收益获取（保证效应）、提高信贷可获性（抵押效应）以及允许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取收益（实现效应）三条路径激励土地投资(吉登艳，马贤磊，石晓平，2015)。

“保证效应”认为投资者只有在预期将来可获取投资收益时，才愿意进行投资(马贤磊，2015)。当土地产权不安全时，即有可能在投资回收期间失去产权时，投资者只能享受投资的部分收益。此时，在同等条件下产权人可能会降低投资。相反，安全的土地产权则可为投资者提供保证，保证其成果不被政府、其他机构或个人侵占，从而促使其放心投资。

“抵押效应”认为当土地产权安全时，金融机构预期到农户投资后土地价值上升及地上未来产出物的持续增加，会采取上调土地的担保价值和比例、降低贷款利率等措施，向农户提供更多、更优惠的土地相关的信贷，增加农民可用于土地投资或各种短期投入的资金(李体欣，朱蕾，伍海涛，2011)。

“实现效应”认为完善产权安全，一方面，使投资者可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如利润变化)适时地卖出或租出土地，回收投资，从而克服需要经历较长的回收期才能将投资收回的问题，减少了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土地市场的资源配置效应，土地资源可以到达最有能力投资的人手中，从而促进土地投资(马贤磊，2008)。

关于农户在土地上的投资行为，纪月清认为，土地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土壤与坡度改良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改变用途投资。具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既包括与地块相关但不在地块上的沟渠等排灌设施、机耕道等交通设施，也包括建在地块上或地边的水井、水塘、大棚等设施。改变用途投资主要包括旱田改水田、种植果树等树木、挖养殖池塘、建设养殖圈舍等农林牧渔投资(纪月清，胡杨，杨宗耀，2017)。而且发现，土地投资所表现出的特征与投资类别和地块规模有关：第一，地块规模很小时农业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强烈的不可分性和规模经济特征；第二，地块规模很小时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还表现出强烈的公共产品特征；第三，地块规模很小时一些改变用途投资会对相邻田块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饶芳萍等也指出土地投资对产权安全对有反效应，即“产权安全提高效应”，它是指土地投资反过来会影响农户感知产权安全，即土地产权安全水平越低，越有可能激发农户通过土地投资保护自身土地权利的动机，提高农户感知产权安全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更多投资是一种用以保护土地权利的策略，且投资形式多限于挖水井、种树、修篱笆等，由于这些投资具有不可移动性和长期存在性，因而它们常常被视为占用土地的有效方式和获得土地利用权利的重要手段(马贤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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